蛙类鸟类都是蝗虫的天敌,为何蝗灾来的时候依然无法阻止?


作者:我方团队张嵚

其实,“利用天敌防治蝗灾”的思路,早在中国古代就十分丰富。

比如在中国古代治蝗史上,这种“等天敌”的事情就不少。许多曾震惊朝野的蝗灾,都是被神兵天降般的“蝗虫天敌”打败的:唐朝开元二十五年(737)贝州蝗灾时,就有数万白鸟从天而降,把蝗虫转眼一扫光。元朝泰定四年(1327)洛阳蝗灾,蝗虫前后来了两次,鸟群也飞来两次,在洛阳上空开了两场“蝗虫宴”。明朝天启二年(1622)的山东新泰蝗灾,更把秃鹫都招来了,又是一顿猛吃……

除了飞鸟外,其他“蝗虫天敌”也常来凑热闹,清朝同治二年(1863)的曹县蝗灾,就引来了漫山遍野的蛤蟆,逮着蝗虫就“便吞食之”。“蜂群灭蝗”也常见给力场面,北宋熙宁六年(1073)辽国南部蝗灾时,就有过“蜂食蝗”的记载。崇祯十五年(1642)东明县蝗灾,也是黑压压的蜂群斜刺里杀出,把恐怖的蝗虫“杀”得无影无踪,救了全县百姓……

“天敌”如此有效,放在科技落后的古代社会,也让人们在蝗灾时多了指望。永乐二十二年河南浚县蝗灾,知县王士廉干脆连蝗虫都不抓了,带着县衙属吏们沐浴更衣斋戒,跑到祠堂里不吃不喝求了三天,果然盼来了数万只呼啦啦的飞鸟,给蝗虫来了场歼灭战。类似烧香磕头“求天敌”的事儿,中国古代也不少。当然,能像王士廉县令那样“求”来的,真是为数不多的奇迹。

不过中国古人也早明白,“求天敌”不如“养天敌”靠谱。明朝万历年间的农学家陈经纶(推广番薯的那位),就首创“养鸭防蝗虫”的思路。他的《治蝗笔记》里,更详细介绍了鸭群养殖训练治蝗的各个步骤,明清年间的江南地区,也从此常见“鸭群数百入稻畦中,蝗顷刻尽”的解气景象。造福中国农村数百年。

这种“养鸭治蝗”的传统智慧,还在21世纪初新疆治蝗时大放异彩:2000年5月,新疆北部爆发特大蝗灾,3万只浙江鸭子被紧急空运到新疆,迎击黑压压的蝗虫。而当时类似这般投入新疆灭蝗的鸡鸭,总数更有10万只之多。之后的三个月里,曾威胁新疆百万亩草原的蝗灾,被10万“鸭兵”一口气击败。“鸭子灭蝗”的场景,也叫当地牧民连呼精彩:“一只鸭子一口气能吃100多只蝗虫。”“鸭子们太自觉了……每个队中鸭子一只跟着一只,真像训练有素的部队。”

但虽然有过这类精彩景象,可残酷的事实是,放在大多数的特大蝗灾里,单靠“天敌”们阻击蝗虫,依然非常无力。

比如中国史料上,那些有过“天敌灭蝗虫”精彩场面的年代,“精彩”的背后,常是席卷多省,造成饿殍遍野的大蝗灾。个别县市出现的“飞鸟吃蝗”“蜂群灭蝗”的景象,无力阻止大蝗灾的蔓延。甚至19世纪中叶,正经历工业革命的美国,也曾用高科技手段,推广“养火鸡灭蝗虫”,但面对当时席卷北美大陆西部和中部的特大蝗灾,依然作用有限。

原因也很简单:蝗虫太多了,“天敌”根本吃不过来。

特大蝗灾有多恐怖?比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(1016)蝗灾,肆虐中国长江以北各地。当时宋真宗正在皇宫里吃中午饭,却突然惊觉外面“天黑了”,只见漫天的蝗虫将天上的太阳都遮住,正午的汴京城瞬间成了“黑夜”。

如果说古代史料的景象,尚有夸张渲染成分,那么近现代的记载,则更加直观:比如19世纪美国人“养火鸡灭蝗虫”的年代里。1857年席卷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的大蝗灾,把长150英里宽80英里区域里的农作物啃食殆尽。1874年的美国蝗灾,受灾11个州,仅密苏里河沿岸就有75万居民受灾。这些蝗虫群不但数量多,飞行速度也奇快,每天可以在强风下飞行300英里。靠火鸡来吃?那既是吃不过来,更撵不上。

而放在蝗灾“重灾区”的非洲,非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蝗灾,更曾波及29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祸害六十五个国家地区,导致六亿多人受灾。单是1988年的塞内加尔蝗灾,每一群蝗虫密度就多达1000亿只。这样的强大蝗虫群,再强的“天敌”,也是扛不住。像2000年中国新疆那样,短时间利用现代化运输手段,调动大批“天敌”灭蝗的案例,只能说是特定条件下的特例。

而说起互联网上被调侃无数次,据说能消灭蝗灾的“吃货”们,那更要明确一个事实:饿急了的蝗虫群不止啃庄稼,更啃人畜。五代后晋年间的蝗灾里,乡民们饲养的家畜,都遭到蝗虫的啃食。清朝乾隆年间的蝗灾里,也有百姓“为蝗所食者”。靠“吃货”对抗蝗灾?那真不一定谁吃谁!

所以古往今来,最重要的治蝗方式,还是根治蝗虫孳生地且灭杀虫卵。就是靠焚烧孳生地加“化学除蝗”等方式,才令蝗灾渐渐消停。今天的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,也常通过直升机与卫星监测等手段预警蝗灾,并以地毯式的喷洒农药方式来灭杀虫卵。

而比起蝗灾频发的中国近代史来,新中国防治蝗灾的重要举措,就是改造“蝗区”。新中国成立以前,中国滋生蝗虫的“蝗区”,总数在450万公顷以上,包括了大江南北的河岸浅滩洼地盐碱地。而从1949年起,这些“蝗区”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改造:有的变成了肥沃的垦田,有的成为了绿油油的森林,还有的变成了盐场和水库。

比如曾是蝗灾重灾区的河南安阳,为了改造蝗区,就从1961年起,修建了长40公里的新水渠,重新清理修复了100公里的旧河道,终于在昔日的“蝗区”上,建成了总面积100公里的田间水利工程。同是“蝗区”的河北黄骅县,也将昔日滋生蝗虫的浅滩铲平,变成当地民歌里“水库塘淀鱼虾满”的稻田区。安徽淮河沿线的“老蝗区”种植了几十万亩森林,扬州提水工程的建立,也令江苏北部河网化,大量滋生蝗虫的浅滩不复存在……

这些旧貌换新颜的改造,贯穿新中国至今。但蝗灾的隐患,至今也没有根除,由于气候和地理水文条件的变化,新的“蝗区”其实也在不定期滋生,中国中小规模的蝗灾时有发生。于是跟进的改造与监控,也从未停止。也正因如此,虽说有蝗灾,可新中国至今,我们再也没有经历过类似史料记载里那般,曾席卷数省的特大蝗灾。有些被互联网传播的蝗灾,动不动还在网络平台上“红”一下。

所以说,蝗灾真正的“天敌”,哪里是飞鸟虫蛙?却是那些一代代默默探索,默默守护岁月静好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们。

参考资料:章义和《中国蝗灾史》、高冬梅《建国以来我国蝗灾防治工作的历史考察》、王润黎《我国飞蝗发生动态及防治对策》、朱恩林《澳大利亚的蝗灾治理》、赵艳萍《十九世纪中美应对大蝗灾的比较研究》、中央电视台《浙江三万鸭“兵”空运新疆灭蝗》、海河传媒《4000亿只蝗虫快速逼近中国!浙江曾派3万只鸭子灭蝗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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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刘烁南_NBJ965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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